2021年12月4—5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管理世界》《经济与管理研究》《学习与探索》《环境经济研究》《技术经济》等期刊提供学术支持，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协办的中国环境经济学论坛（2021）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行。

　　开幕式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范英教授做了题为“Market Efficiency and Social Welfare under Mass- and Rate-based Emission Trading Schemes”的主题发言。

　　范英教授首先从《巴黎协定》展开，分享了研究背景。她提到，我国承诺了三年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但据清华大学估计，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大约要拿出GDP的3%或3.5%用于减排。达峰和中和是一个中长期目标，怎么朝着目标走、怎么来实现这个目标、怎么样能以一个比较低的代价走到这个目标是现在我们学者要研究的最重要问题。她还表示，要达到目标一定要有政策介入，通过碳市场等市场化政策，引导大家自愿地多做一些低碳投资，减少排放。在2017年全国碳市场展开前，我国就已经在七个碳试点市场做了局部的示范试点，在今年2021年7月我们已经正式开始电力行业交易，后续将继续推进，覆盖更多行业。

　　基于这样的背景，范英教授具体介绍了两种配额分配的方法——基于总量的配额分配方式和基于强度的配额分配方式。目前全国碳市场都是基于强度的分配方式，这样的分配方式可以减少排放交易计划造成的生产损失，缓解碳泄漏和产业竞争力下降，可变上限也可以避免由于经济原因而导致的过度紧张或一般上限不确定性。与大部分关注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不同，范英教授聚焦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比较基于总量的碳市场和基于强度的碳市场在效率、福利上的差别与联系，构建包含两个生产边际成本和排放强度不同的代表性企业的双寡头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它们的福利和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她发现，基于效率的配额分配可能减少产品市场中市场力量造成的福利损失；当低排放强度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不高于高排放强度企业时，基于强度的配额方式将比基于总量的配额方式带来更高社会福利；可以有一个单一的基准使两个方法下的社会福利相同，如果监管机构设定了较低基准，那么基于强度的配额分配将导致更高的社会福利，以获得相等的总许可。

　　随后，范英教授以中国钢铁行业为例，介绍了两种配额分配方法的福利情况。她提到，在总许可量相等的情况下，基于强度的配额方式比基于总量的配额方式能实现更高的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社会福利，这对我们现在的碳市场有很大启发。

　　注：内容根据会议速记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审阅。